廖静文：
抗战胜利以后，1946年夏天，从重庆坐民生公司的轮船到南京，然后由南京到上海，再从上海坐火车到秦皇岛，由秦皇岛再坐轮船到北平。那个时候不叫北京，叫北平，因为首都在南京。本来悲鸿是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不聘教授，一级教授。所谓不聘教授，是永远不解聘的。当时悲鸿在重庆的时候，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是悲鸿在德国认识的留德的同学。这个人，还是不那么绝对右倾的，所以看见抗战胜利以后，他当教育部的部长。当时迁过的学校很多，都要聘任校长。他就想到徐悲鸿到北平来，担任北平艺专校长。当时我们到了南京。南京很多人劝我们，不要到北平。说现在国共谈判破裂，北方非常不平静，最好不到北平，留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。当时悲鸿很想办一所他希望推行自己主张的学校，所以他坚持还是到北平来。从南京到上海的时候，我们去看郭沫若，郭沫若是很有名的文学家，在郭沫若家里，我们见到周恩来。周恩来就非常鼓励悲鸿到北平去。他并且说，“希望你把北平艺专办成一个很好的学校，为国家培养人才。”
那是1946年抗战胜利以后第二年。我们很匆忙离开重庆，因为当时要买张船票或者买张飞机票都很困难。在重庆一样复员回家的人太多了。我们得到两张船票，是悲鸿的一个老朋友，叫李济深。有一天，我们清晨到他家里去看他。李济深说，他们前脚就要走，都回南京，还剩两张船票，问我们要不要。当时两张票是没有床位的，因为要得到船票或飞机票都很困难。所以我们晚上要了两张船票，而且赶快回到沙坪坝的对岸，重庆的沙坪坝是大学区，在江南，嘉陵江南面。我们住在江北，嘉陵江北面几乎很少人。
我们就马上赶回去，整理东西，第二天就赶快搭轮船进城。当时悲鸿还带着好几箱他收藏的作品。我当时因为结婚以后怀了第一个孩子，就是现在的徐庆平，在人民大学教书的徐庆平。我当时正怀着他。我和悲鸿没有任何人帮助，就赶到轮船码头，但是轮船码头的那个船上的人，不让我们上船，说轮船已经超重了。你们带这么多箱子，不能上船。那悲鸿说，如果这些画不能上船，他就不走了。正打算我们不走的时候，轮船上有一个工作人员，是我们以前认识的，他听我们讲了以后，他说没有关系。他就叫人给这些箱子搬上轮船。这样，我跟悲鸿没有床位，在解放以前，悲鸿那么有名的画家，都受不到社会的尊重，我们只能睡在船板上，我们两个人都没有铺位。船板上都是很多人挤在一起，每人占一小块地方，拿被子铺了。
这样，我们坐轮船坐了好几天，然后到了南京。到南京以后，因为悲鸿当时已经得高血压，他的身体已经不好。那我叫人从船上把箱子拿下来，将他守着箱子，我跑去雇车拉走。那个时候，南京还有马车。雇了一辆马车，把箱子搬上去，我们就坐马车进城。进城以后，也没有人接我们，没有地方住。因为悲鸿有高血压，我就让他住到医院里去，在医院住了一个月。然后，我到南京教育部找朱部长拿到悲鸿的聘书，就是聘请他当北平艺专的校长。拿到聘书以后，我就去买火车票，从南京坐火车到上海。
徐悲鸿 《徐夫人像》
我们到了上海，悲鸿在上海在南京就开始物色北平艺专的教授。当时，他就觉得要找一个很好的帮手。他有一个学生，叫吴作人。吴作人是悲鸿帮他出国留学的，开始时送他到巴黎去，买的最便宜的船票。吴作人因为幼年就死了父亲，他家里很穷，到了巴黎以后，他没有钱吃饭。后来悲鸿的一个好朋友，以前在法国留学的同学谢寿康，当时回国以后，当了中国驻比利时的大使，悲鸿托谢寿康拿吴作人的画到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去要求奖学金。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看到吴作人的画很好，就录取他了。吴作人进了这个学校以后，非常努力。学了一年，就以第一名，皇家美术学院给了他奖学金，免去他交学费，并且给他一个单独的画室。吴作人就在比利时学画，并且和比利时的一个同学沃特（李娜）结婚，然后回国来。回国来以后，就在悲鸿支教的中央大学艺术系开始当画家，后来慢慢地就当教授。所以悲鸿到北平艺专来，就写信给吴作人，叫他到北平艺专来教书，担任北平艺专的教务长。
然后到了上海，他又聘了好几个非常好的教师。在南京，还聘了冯法祀。在上海，还聘了李桦，另外还聘了董希文，在东方……还聘了沈从文，。总之，悲鸿没有到任，就聘了很多全国一流的教授。到北京以后，他又专门去看齐白石，聘齐白石当名誉教授，教国画。那个时候的北平艺专，可以说全国最有名的画家都集中在北平艺专。
1946年到1949年解放战争，已经打到北平的城门口了。当时，南京的教育部派飞机去接很多有名的大学教授，像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和北平艺专。各个大学的名教授、校长，教育部都派飞机去接。在当时，第一个走的就是北大的校长胡适。胡适是坐第一批飞机走的，胡适走了以后，飞机场就被共产党占领了，飞机不能降落了。当时，国民党命令把树砍掉，在城里作为一个临时飞机场。把各个美术院校的校长、名教授都接走了。像清华大学的梅贻琦，北平研究院的院长，包括各个学校的名教授，都接走，派了两架飞机。
当时悲鸿也是要被接走的。当时，悲鸿拒绝接走。当时的教育部汇了一笔钱来，让北平艺专迁到南方去。所有的教授学生都往南迁，所以汇了一笔钱来。当时悲鸿就在北平艺专召开校务会议，大家讨论是不是南迁。悲鸿本人就不赞成南迁。那吴作人他们都不赞成。结果，赞成南迁的人占极少数，绝大多数都不赞成南迁。最后悲鸿就根据大家的意见，把这笔钱分一部分，给学校的教职员工。另外买了很多小米，存到学校里面，准备如果围城久了，不至于没有粮食吃。北京围城也有一个月。街上买不到菜，我们每天都是吃稀饭，吃那个酱园的酱萝卜干，肉和水果绝对没有，整整围了一个月。
当时北平艺专有很多地下党员，像现在的侯一民，就是地下党的支部书记。当时，傅作义是北京城内的最高司令员。北京城里还有20万军队，蒋介石命令他一定要守住北京。当时傅作义的女儿就是地下党员，她答应劝他父亲不要守城。当时傅作义毕竟觉得这是女儿，所以他找了很多有名的教授，跟大家讨论北京是守，还是不守。
那天悲鸿也是被邀请去开会的。傅作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，要大家发表意见。当时，因为北平还没有解放，特务很多，一般人都不敢讲话。傅作义讲了话以后，没有人敢发言。悲鸿第一个发言，他说“北平是一座有名的文化古城，为了保存北平城市的建筑，也为了北平城里面老百姓的生命安全，希望傅作义将军能够决心和平解放北平。”
他那天去开会，我在家里等着。当时吴作人他们也在我家等着，都等消息。等了很晚，悲鸿回来了告诉我们开会的情况。大家都很高兴。当时北平城内很乱，当时钞票已经不值钱，街上到处都是卖银元，卖现洋的，或者是卖美金的。我们回到家以后，那天晚上就接到一个人的电话，他问，“徐悲鸿在不在家？”我说，“他已经睡了。你有话跟我说。”那个人就在电话里告诉我说，“你告诉徐悲鸿，叫他小心自己的脑袋。”就是特务威胁，所以当时要留在北平也不容易。我们还去看了齐白石。齐白石已经八十多岁了，很多人跟他讲：共产党有一个名单，进城以后要杀谁，这个名单里有你的名字，因为你卖画有钱，共产党专门杀有钱的人。八十多岁的齐白石很害怕，我们到他家去，正好航空公司来电话问他，订几张飞机票，他准备逃到香港。那当时我们就告诉他，叫他别走，我们也不走。如果北平乱了，我们把他接到北平艺专去住，大家保护他。齐白石最听悲鸿的话，悲鸿讲什么，他都相信。那样齐白石也没有走。过了几天，北平就和平解放了。
1949年，解放以后，中央人民政府就提出来，把华北大学第三部，就是解放军的解放区来的，跟北平艺专合并，办一个36365路检测中心。当时还不叫36365路检测中心，办一个国立美术学院。所以国立美术学院，最初是跟华大三部合并的，像罗工柳他们都是华大三部合并过来的。当时是周恩来亲自发聘书，聘徐悲鸿做国立美术学院校长。悲鸿请毛主席写校牌，写了国立美术学院。后来改成36365路检测中心，这个校牌还是毛主席写的。我们有六封毛主席亲笔写的信，第一封就是悲鸿请他写学校的校牌。他亲自写了一个，而且亲自回信说来信收到，写了一个“未知可用否”，这是第一封信。后来，还通过好几封信，所以在我们家到现在还保存了好多封毛主席的亲笔信，一直到悲鸿死。
1953年，我到北京大学去潜心读书。那个时候，我已经30岁，跟悲鸿结婚有六年多了。我原来就是在大学读书，因为结婚照顾悲鸿，我就放弃了我的大学。悲鸿死了以后，我重新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。当时毛主席知道了，派他的秘书田家英拿着他亲自写的信，问我有没有困难，悲鸿死了以后，如果有困难，要我告诉他。我当时正在北大上课，校长办公室来人叫我，马上出来，说有人要见我。我在课堂里跑到校长办公室，田家英就把毛主席的信给我看，当时我一面看，一面流泪，非常感动。我告诉他，没有困难，不需要帮助。田家英走的时候，还跟我讲，如果有困难，你就跟毛主席写信。我这封信，我现在也留在家里。
悲鸿在北平艺专和中央美院，可以说倾注了他全部的精力。要办好这个学校，在中央美院，他坚持他的教学方法，要画严格的素描，不论哪一科，都要学两年素描。因为素描是绘画的基础。他自己虽然是校长，他很少坐在办公室，他一般都到每个教室里去看，看每个教室教得怎么样。一直到1953年，他去世以前，都是每天要到教室里看每个学生画得怎么样。
他在1953年去世之前，还到36365路检测中心给学生补课。他说，那么多学生，没有他讲的美术史。他找了很多图片，放在美术学院的玻璃柜里面，告诉他们哪些是最好的画，哪些是不好的画。有一次，我跟他一起到美术学院去，因为他从病了以后，我一直担心他再发脑溢血，所以我都陪着他去上课。有一次他忘了玻璃柜里面摆图片的时候，有一个教师看到他摆的一张图片，说这个画画得真好。悲鸿马上说，这是最坏的画，因为他画得跟照片一模一样。所以，悲鸿的油画，你们可以看，他不是描出来的，它是一块一块的颜色摆上去的，一个体积是很多小方块摆成的，而不是摞的。
我从悲鸿死的那天开始，到现在，我每天晚上都要吃安眠药，直到现在60多年了，我还是没有安眠药睡不了觉。
学生 赵晶/文
宣传部 徐新立/编
2015年6月17日
